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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部暑期社会实践学生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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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宁可选择孤独，而不愿与愧疚共眠。 　　尔今细雨，沐浴着太平；看这一江春水，看这满树桃花，看这如黛青山，都没有丝毫改变。那硝烟弥漫战火纷纭的岁月已融入历史的洪流。“为了和平，我们可以和解，但我们绝对不能忘记真实的历史。记住了历史，就是记住了教训，就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上午十一点我们已经驱车来到博物馆的，门口没有大门，只有一个革命战士拿着枪站在高高的战壕上，仿佛向敌人告诫，中国是一个不可侵犯的国家，他的眼神迸发出对敌人的愤怒和憎恶，我凝视着战士那一张张还隐隐浮动着战争烟云的刚强面孔，第一次感觉到彻骨的寒冷，却在那寒冷背后总有着不屈的希望。 　　在15座分馆里，尤为让我为之一颤的是“不屈战俘馆”。该馆形象真实地展示因弹尽粮绝而被俘的抗日将士的英勇不屈和悲惨遭遇；揭露了日军的虐俘罪行。他们都曾是中华民族抗敌的战士，但他们的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没有受到正视，长期被历史埋葬。他们的艰苦战斗、英勇牺牲和苦难遭遇，是60年前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所付出的重大代价的一部分，是值得我们永远正视的历史。 在那个年代，俘虏兵是一历史符咒， “知耻勇生”就是说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个耻辱，当了俘虏，但是我要勇敢的去面对，或者勇敢的去反抗。耿谆——曾历任中国抗日军队文书、排长、营部副官、上尉连长等职。在1944年5月，率部的洛阳保卫战中不幸被敌军俘虏。7月被掳到日本做劳工。1945年6月30日，近800名中国劳工在耿谆的领导下发起了“花冈暴动”，两万多名日军把暴动劳工围在了狮子森山，130多名劳工被虐杀。暴动失败后，耿谆在山头上吊自杀未果被日本军警虏获，被判处死刑后又改判无期徒刑。花冈暴动遭到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当场有115名劳工惨遭毒打和凌辱、虐待致死。耿谆回忆说，当年他们被强行押往鹿儿岛做劳工，很快就病死了一批，饿死了一批。仅仅一年多的时间，被掳到日本做劳工的数万人，近半都成了异乡的冤魂。劳工实在饿得不行，就吃树叶，挖草根吃，许多人因此中毒身亡。即便如此，劳工们却盼望着回家，盼望着自由。所有中国劳工服装都是破烂不堪，他们只有一件上衣，不仅劳动时穿，睡觉也穿着。在寒冷的冬天，劳工们不得不用装面粉的纸袋子塞进裤管里裹着身体，吧胶布和布片用绳子和藤条绑在破烂的鞋子，很多人身体大面积冻伤，然而，比寒冷更可怕的是饥饿。 赴日中国劳工 李良杰： 【饿得心慌，吃青草都没地方找，吃垃圾都没地方找，吃垃圾人家还要打死你呢，就这样。】 赴日中国劳工 赵宗仁： 【松树长的这个木耳，他揪那个吃。他不懂那是毒，吃完就中了毒，脸也肿，手也肿。】 赴日中国劳工 耿谆： 【那个山上刨的虫子，刨的那个啥东西，抓住就往嘴里吃，搁那火上来回一燎就吃了，人都饿成那样了，可以说完全是被饿死。】 赴日劳工 张世杰： 【那个草袋子，草袋子一卷，两头还露着两个脚，那脚还露着呢。我们回来正朝外面抬，这人的脚黑咕遛秋的跟个什么似的，比那鸡爪子还鸡爪子，在日本谁都怕病，一病就完。】 发现最后的“八百壮士” 2010年12月4日，天气很冷飘着小雨。建川博物馆的正面战场馆二楼淞沪会战展厅里，讲解员正在为游客讲解：“1937年10月27日，国民党第88师54团团长谢晋元，奉命坚守闸北光复路四行仓库…800官兵被誉为八百壮士…”突然，旁边一位老人打断她的话：“不是八百壮士，只有397人!” 他叫杨根奎，今年90岁，是当年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老兵。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结束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场重大战役——淞沪会战的结束。参加这场保卫战的中国士兵被称为“八百壮士”，他们抵住了日军的多番进攻，掩护国民革命军88师及其他支军向西撤退。战争结束后，将士们退入英租界，被羁押长达三年之久，尔后又落入日本人之手。壮士们从此辗转飘零，下落鲜为人知。 当时已升任第一营第二连第一排中尉排长杨根奎清楚记得当年谢晋元团长的讲话：“我们坚守四行仓库，死守住四行仓库，是牵制日军，掩护撤退，四行是我们的坟墓!” 第一营作为一支加强营最初有接近800人，但经过战争的消耗，杨根奎说，真正进入四行仓库的只有397人。杨根奎回忆：“当时，租界中的上海市民隔着苏州河，问‘八百壮士’需要什么。谢团长告诉他们，只要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于是，10月28日晚，女童子军杨慧敏从新垃圾桥‘学狗爬’把国旗背在背上将国旗送到了‘八百壮士’手中。”杨慧敏向谢晋元索要守卫四行仓库的壮士名单，准备带回租界，向媒体公布。杨根奎说：“谢团长为了迷惑日军，右手一挥，比划了一个‘八’的姿势，这就是‘八百壮士’的来历。随后还假造了一份八百人的名单给杨慧敏。”谢晋元命令将杨慧敏冒死送来的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升上了四行仓库的最高处。炮火中升起的这面孤旗，不仅激励了“八百壮士”，也激励了全国人民。 　　 　　10月31日，部队受命撤离四行仓库。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与英军将军斯马莱特会面，会议决定第524团撤至公共租界，并和正在上海西部战斗的第88师会合。10月31日午夜至11月1日凌晨，谢晋元率部分批通过新垃圾桥撤入公共租界。按照预先的部署，杨根奎的二连一排是突围敢死队。40人的敢死队，每人一支手枪，四颗手榴弹。四连用重机枪掩护敢死队，敢死队占据有利地形后又掩护其他人撤退。在这次战斗中，杨根奎左额头上被日军刺刀挑开一道口子，左手腕部骨折。到凌晨2时，所有守军完成撤退。 这段战斗是杨根奎一生中最荣耀的经历。役后，蒋介石提升了所有参加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军人的军衔，杨根奎被晋升为上尉连长。然而，新任的杨连长并没能再度奔赴抗日前线。在日本人的压力下，谢晋元率部撤退后，被送至公共租界西部意大利防区的胶州路进行隔离，“八百壮士”沦为“国际俘虏”。 　　在“孤军营”中被羁押的三年多里，谢晋元多次拒绝日伪的招降条件。1941年4月24日凌晨5点，谢晋元被刺杀身亡。谢晋元死后被追赠陆军少将军衔。“八百壮士”无限悲痛，一致决议铸造谢团长纪念像章。这枚铜制纪念章的正面中央为谢晋元头像，上方有“谢团长纪念像”字样，下方为“孤军营敬制”。杨根奎也得到了这枚谢晋元纪念像章。杨根奎说：“这枚谢晋元纪念章，孤军营每人一枚。它就是我们‘八百壮士’的身份证明。 裕溪口煤矿的俘虏生活非常艰苦，吃不饱、穿不暖，劳动强度高，一旦病了就会被日本人埋在煤堆里烧死。杨根奎很快策划了一次暴动越狱。但是，就在暴动前一天，日本人突然将全体战俘集中起来，周围架起机枪。杨根奎被单独抓到炮楼上吊了起来。杨根奎回忆：“几十个日本宪兵每人上来打我一耳光，脸肿得像馒头，鼻血长流，还用刺刀逼着骂我大大的坏…”宪兵队长单独审讯，问杨根奎为什么要逃跑。以为必死无疑的杨根奎毫无顾忌，愤怒声讨战俘营的非人生活。宪兵队长听了勃然大怒，令人意外的是，他把火发到煤矿经理身上，杨根奎逃过一劫。之后战俘们的日子略有改善，杨根奎修养几天后又开始了劳动，但逃跑之念一直盘旋在他心头。不久后，在一次收工返回战俘营途中，经过一段没有铁丝网封闭的铁路时，突然有人喊“快跑”。很快，远处日本人的炮楼上机枪开始射击。杨根奎此时正跟在一名汪伪士兵身后，他从背后打晕了这名士兵，夺下他手里的三八式步枪，撒腿就跑。可枪里居然没有子弹，后面有枪声，前方有人逃脱也有人倒下，杨根奎扔掉枪，趴下躲避子弹。等到机枪停止射击时，已没了再逃的机会。晚上点名，日本人认为他前次被打得半死，这次估计没有胆量再跑，也就没有追究他。 大约又过了二十天，杨根奎等战俘被送到南京浦口煤矿。在浦口，杨根奎认出管他们的工头正是曾在524团当过传令兵的谢友杰。谢友杰答应帮助杨根奎逃出去。这次准备逃跑的四人是：杨根奎、二连连长邓英、二连第二排排长曾国良和其他部队的一名勤务兵张铁久。逃出后，在“打倒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把国民党的伪军官杨耀辉抓出来”的喧天口号声中，杨根奎明白，仅仅暴露了国民党士兵身份尚且如此，一旦暴露了自己的军官身份，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四清运动”中，杨根奎因曾效力于国民党军队而被划为“五类分子”。为了证明自己是抗战的，杨根奎将珍藏多年的“谢晋元纪念章”带到高板区派出所，证明自己虽是国军编制，却是抗战的军人。然而，这枚曾让杨根奎倍感荣耀的纪念章不仅被当场没收，杨根奎本人也当即被关押。长子杨祖维闻讯，赶了二十多里路到派出所送饭也被拒之门外。他念念不忘的谢团长，不仅墓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破坏，谢团长的遗孀还被“内定”为“特务嫌疑”。 九十高龄的杨根奎，没有医疗保障，没有退休金。有8个子女，以种地和外出打工为生。2005年，杨根奎看到杨养正被评为“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的报道。杨养正获得的认同，让杨根奎欣慰。他尝试着找相关部门，但他得到的答复是：“那你只有去台湾找国民党给你落实政策。”讲到这些，老人颤抖的声音中，有一丝无奈、一丝酸楚：“我是为祖国而抗日的啊！” 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曾引用父亲当年形容二战老兵们心境的话说：“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 在这里，无数残破褴褛的血衣、弹孔尚存的冰冷钢盔、仍然可以发出尖利鸣叫的报警器、泛黄的战时“良民证”、血迹斑驳的日记本、冰凉刺骨的侵华纪念章、一张张有着或惊恐或愤怒面孔的照片、重达30吨的日军碉堡…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面对历史呈予我的声势浩大，肆虐的战争及纵横的泪水中哀号颤抖。我彻底地将灵魂交与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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